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人口撫養比一升一降，生之者眾，食之者寡，我們得到了人口紅利。

　　但是，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報告認為，從 2010 年至 2020 年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 2900 多萬人；與此同時，人口撫養比相應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眾，中國的人口紅利將趨于消失。

　　還有一個概念，叫作“劉易斯拐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在早期工業化的進程中，可以從農村吸收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而廉價勞動力可以使企業迅速地積累資本，因為勞動力成本低，企業的利潤就比較高，利潤積累轉變成資本，完成一個國家的工業化。等到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向工商業的轉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勢就會發生根本的改變。鄉村廉價勞動力供應接近枯竭，“劉易斯拐點”就到來了。此后，工業、商業、城鎮經濟要發展，就要在城鎮地區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為優厚的薪酬和福利。

　　2013 年 1 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 年我國 15-59 歲勞動年齡人口在相 當長時期里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 2011 年減少 345 萬人。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拐點已經出現，“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從今以后，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將呈現趨勢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上升。

　　對于國家而言，通過制度改革，系統性提高勞動力的潛在增長率，是應對人口紅利消失的有效辦法。

　　比如，今后勞動力數量雖然減少了，但勞動參與率可以提高。1.6 億進城農民工沒有城市戶口，從而沒有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他們通常 40 歲左右就退休回鄉了。如果能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農民工就能干到 60 歲。這樣一來，勞動參與率增加了，潛在增長率也能因此提高。

　　又如，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無效率的“僵尸企業”淘汰退出，有效率的企業能得到更多資源發展壯大，導致整體經濟的生產率提高。美國的研究表明，這種“創造性破壞”所帶來的生產率進步，約占全部生產率進步的 30%-50%。如果能通過改革打破壟斷、扶持中小企業，讓企業平等競爭、優勝劣汰，也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對于企業而言，面對人口紅利的消失，最有效的策略，就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減少勞動力的使用量，提高勞動生產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