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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太格

　　2012年7月1日—4日，由新加坡政府舉辦的2012世界城市峰會在新加坡召開，全球超過100位市(省)長、部長，以及聯合國發展署、世界銀行高級官員參會，就全球城市化快速推進過程中全球協力應對可持續發展問題展開溝通探討，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親自與會。

　　這次會議亦被看做“世界花園城市”新加坡的“展示會”，該國先進的城市規劃理念、突出的人文和自然環境，在新加坡立國47年后，成為諸多國家、諸多城市的標尺。

　　在硬幣的另一面，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首次超過50%。而中國在城市化快速推進過程中，同時存在諸多“粗放”問題。7月3日，有著新加坡“規劃之父”美譽的新加坡宜居城市研發中心咨詢委員會主席、該國原建屋局局長、原重建局局長兼總規劃師、74歲高齡的劉太格接受了《財經》的專訪，系統講述了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規劃先行的理念，并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規劃、執行方面的問題直言不諱。

　　《財經》：這兩天在新加坡有一個發現：即使是市中心的馬路，通常也只有兩三條車道，而車速卻非常快，目測速度應該超過70邁，這是如何做到的?我同時聽說，您對中新蘇州工業園區規劃的唯一不滿，是馬路太寬?

　　劉太格：蘇州工業園區規劃不是我做的。但總的來說，中國有許多道路，尤其是市中心的路，太寬，有太多車道。你是否注意到你們的國家，路網太疏，通常每500米才有一條路。但新加坡大致是每300米就有一條路。如果每500米才有一條馬路，當然要六車道才夠用，而我們兩車道就行了。　路網密集之后，每個街區面街的面就會增加，地價提升，商家高興。如果這么做，路的寬度減少，更重要的是：現在人口老化，過窄馬路會比較容易。

　　《財經》：聽起來像是一個技術問題。

　　劉太格：這確實很細微的技術問題，但同時也是理念問題。再舉個例子。你們的十字路口拐角幅度非常大，這樣的話，很多車拐彎時就不減速，很危險。你在新加坡是否注意到，這里的拐角半徑很小，車輛必須減速，行人就變得相對安全。你們一想起要解決交通問題，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寬車道，提高拐角幅度。于是，你們的快速車道上擠滿了車，快車和慢車擠在一起。快車跑不動，道路自然擁堵，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你們每小時跑20公里，新加坡可以跑到100公里，路上的車就增加了5倍。

　　《財經》：中國處在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政治上GDP掛帥，汽車工業是支柱產業。同時，消費升級換代，轎車普及到家庭，擁堵就會特別嚴重。那么，已經擁堵的城市，再想補救，是否有足夠的手段?

　　劉太格：每個城市都有希望。三個問題：一是決心，二是技術，三是程序。如果政府有決心解決交通和污染問題，你就要重新考慮這個城市的毛病在哪里，需要怎么治。這可能會發生一些令市民不滿意的事情，比如征收土地、建設快速路，這就涉及到了拆遷。但是，問題不解決更麻煩，所以要下決心。第二，要考慮怎樣的改善會協助塑造更好的城市。第三，拆遷必須經過適當的手續，給居民更好的生活環境。環境沒有顯著改善，居民當然不愿意搬走。如果還能提供更好的就業機會，居民就更有動力到新環境去。不過，首要的問題仍然是政府的決心。

　　《財經》：您是否在表達兩層意思：第一、兩國土地制度不一樣;第二、超級城市與周邊城市構建城市圈是很好的解決方案。

　　劉太格：我是想說，要解決交通的問題不能單單考慮交通，而要考慮城市的功能。交通最主要的目的是從家到商業中心，這是主要人流。而從家到工作地點以及其它地方都還在其次。要把城市布局和快速車道、地鐵銜接起來，就像一部機器一樣。這是一個基本的理念。

　　《財經》：我聽城市規劃方面的官員講，這是一種組合式開發的理念，就是讓一座城市的不同區域的功能不要太單一，而是要五臟俱全，從而縮短人們日常出行的半徑。

　　劉太格：我不太愿意講組團，怕被誤解，因為組團有多種含義。我想說，城市要有細胞的觀念。每個細胞都有基本功能對不對?每個小區、每個街區、每個區域都是細胞，只是大小不同。

　　《財經》：低碳的理念是否應該貫穿其中，中國的經濟結構面臨著痛苦轉型，城市規劃也是如此?

　　劉太格：現在的規劃理論太多了。很多中國地方政府的領導不是規劃專業出身，很難知道到底選哪一種理論。中國的很多領導說，要一個特殊的產業，比如高科技、綠色經濟等，但很少有人談到如何把握城市的基本功能。我剛才談到路網，談到商業中心，這是城市的基本功能。把城市比作人就會很容易理解。人體要健康，首先是頭腦和五臟六腑要健康。你要有商業中心，血脈是基礎設施，血管是交通網絡。但是，現在人們基本不談基本功能，這次會議上，基本功能也幾乎沒有談到。舉個例子，跳舞唱歌是人的特殊功能，聽說讀寫是人的基本功能，而唱歌跳舞只是基本功能基礎上的額外技能。如果一個人不懂得看書表達，不會變成一個成功的歌唱家。回到低碳問題。你們國家現在把快速和慢速車混在一起，塞車很嚴重，花在路上的時間、也就是碳排放的時間多出了五倍，怎么談低碳啊?所以，首先是不是要避免塞車?這是你應該著力改進的基本功能。新加坡的環境和水資源部的部長今天也在說，把環境做好了，就提升了城市的競爭力。

　　《財經》：城市除了有交通問題，水的問題也至關重要。中國分管城市規劃的高級官員說，目前城市里面的污水處理、管網建設維護方面也有不少問題。比如，管網老化陳舊、污水處理能力不足而社會資本又無從進入等。

　　劉太格：再用人體來表達。你首先要有人體的骨架，把五臟布局好，神經和血管才能布置好。如果五臟沒布局好，血管和神經如何規劃?所以還是要把基本的規劃方案做好。不同形態的資本進入，只是投資的形式問題。最要緊的是把污水處理廠的位置選對了，否則選擇的不恰當的地方，沒人來投資，你怎么來銜接管網呢?所以我不多談規劃的技術性問題。中國的地方政府，往往本末倒置，看到打基礎回報慢，就去干別的。現在很多人打扮很漂亮，但身體不健康。我要說的是，只要你身體健康，你穿再難看的衣服也好看。

　　《財經》：城市規劃的核心是否應該是緊湊、高密度?

　　劉太格：不，更重要的是交通和商業中心、生活區要系統化。他們組成了一個個細胞。中央商務區的功能最全，小區可以不必擁有所有的功能，比如，小區就沒有必要開一個古董店。城市的基本功能是可以復制的。新加坡不斷研究，最后找到了比較合理的模式。

　　《財經》：假設沒有中等收入陷阱的掣肘，中國的城市化率將快速奔向80%。這也意味著要有3億農民逐步轉移到城市，大城市壓力變得更大，而中小城市細胞功能還不太健全。這是一個迫在眉睫的難題?

　　劉太格：規劃原理與大小無關。首先你要有細胞，要系統化。規劃布局、觀念可以通用。你們的問題是規劃時間太短。總是到2020年為止，最多到2030年，這應該要改變。新加坡的規劃，我一做就管上100年，從1991年到2091年。你們市政府總說，開發太快，規劃趕不上開發。這句話是錯誤的，正是因為你規劃時間太短，所以才趕不上。其實，地方政府可以做一個長遠的城市規劃。為了避免和中央政府交涉規劃年限這種不現實的博弈，申報時只報2020或2030就好了嘛。你不要完全聽話，這樣永遠也干不成長遠而科學的規劃。如果你時機不成熟，就等等，不要開發么，長期規劃可以理解為是一個藍圖。

　　《財經》：您參與了中國不少城市規劃的設計，哪一座城市做得相對比較好一點?

　　劉太格：很多人喜歡揚州，有層次感，自然環境和古跡保護的不錯。成都也不錯，尤其是中心區。我上世紀80年代也做過廈門島的規劃。廈門呢，歷屆領導基本有小改沒有大改。廈門現在被稱為最宜居的城市，相信我的規劃有貢獻，歷代領導的嚴肅性、延續性很重要。

　　《財經》：我聽說，在長遠規劃方面，新加坡有土地預留?

　　劉太格：我們有預留。但你們的土地局和規劃局不是一體的，規劃方案需要土地局批準才可以動用那塊地。實際上，城市規劃可以不考慮土地限制，2020以后的土地，你們的土地局也不管。

　　《財經》：昨天宜居中心的鄭副主任和我說，中新兩國同源，而且都是政府主導建設。但是，目前中國學界和民間很擔心國企的低效和腐敗。在這方面，新加坡國資管理先進，私有部門如何進入，進而公私合作?

　　劉太格：政府主導這個理念是有必要的。剛才我們這個會議，紐約代表也說，紐約經驗是既由上到下也由下到上，政府主導和民意要結合。他處在那么民主的國家，有些事還是政府主導，新加坡也是這樣，所以這個基本原則是不可否定的。你們的問題是，政府官員不一定是清廉的，這不是規劃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是法治、社會問題。我只是希望這些問題能夠盡快解決，否則城市發展會受到影響。你們面臨著幾個問題：第一是有些政府操作不透明，手頭不干凈;第二事領導重視形象工程而不重視城市基本功能。，還有第三個是城市規劃的技術標準。

　　《財經》：如何理解城市規劃的技術標準?

　　劉太格：一個城市，她的功能要做好。要怎么理解她的技術標準?城市是最大的機器，里面零件有大有小，很復雜，得懂了、理解了才能組裝好。這很難做到，你會組裝西門子的機器么?你需要花心思，需要有耐心。而且，這個成績不是立竿見影的，上級領導是看不到的。新加坡有今天，是拍腦袋的么?這座城市里面都是“機器”。